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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节五十年耻辱百年的沧桑(1 / 2)

第十节五十年耻辱百年的沧桑



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和海军的兵力,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张大网,来对付台南抗日军民。



日军从南北两面,不断压缩台南抗日武装活动地域,扩大占领地。



黑旗军和义军的顽强抵抗,已经无法阻止台南的限落。但他们仍在战斗。



南面第二师团。



10月19日,前卫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,占领台上庄后,又继续北进。上午7时,当行至二层行溪南时,遭到郑清所率领的义民的伏击。



郑清出身绿林,手下有七百人马,踊跃出来响应刘永福“议抚”政策,参加抗日,而且连军饷都不要,自备干粮打鬼子。(“郑清者本凤山绿林豪,其侪七百,应刘帅(永福)募来谒,不愿受饷,愿杀敌,领一军守凤山路。至是,遇敌骑齐踊跃伏而击之。”[《甲午战争史》引自洪弃父《台湾战纪》])



但义民战斗力毕竟有限。郑清采取伏击手段,虽然一时能给鬼子造成威胁,但却无法阻挡鬼子大部队正规战,特别是以劣质武器难以抗衡鬼子步炮协同。



据日方记载:“敌军潜伏在甘蔗地里,待我军来到,突然从十几公尺外射击。部分敌兵退至二层行村头,以民舍为地物,顽强抵抗我军。我尖兵一个小队正面和侧面皆受敌。交战片刻,又派两个尖兵小队从左右两翼包抄,合力向甘蔗地里之敌兵激射,始将其驱逐。我又进至二层行溪岸,猛烈射击河对岸之敌。但敌军顽强不动,枪声益烈。”[《日清战争实记》]在短暂受阻之后,日军马上加大兵力,加派两个中队渡河,向义军进逼。炮兵也占领阵地,向二层行村义军阵地猛轰,义军既无力还击也无良好隐蔽,以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支持。



激战三个小时,义军战士有四十余人战死,伤者更多,郑清不得已带余部退回山内,依托山地继续打游击去了。



南路日军渐渐逼近台南,开始不断前进侦察附近地势,研究制订进攻台南的作战方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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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路日军,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第四旅团。



由于行进途中处处被袭,步步受阻,直至15日,混成第四旅团前锋才进至急水溪北岸。



按照计划,10月18日,伏见贞爱命令步兵第五联队渡河向王爷头发起进攻,扫清旅团南进路上的一大障碍。



王爷头前面有急水溪,有广漠的平野战地,但地处沿海,只有为防潮水或区划盐田而设的、高两三米的堤坝十几条,可作为依托。刘永福命李翊安统带翊字军左、右两营在此守卫,就沿这些堤坝构筑掩堡,还配备了克虏伯野炮及山炮,控制通过台南的海岸道路。



此外,义军经常出没于布袋嘴一带,袭击日军守备队,威胁日军的粮道,也配合着翊字军作战。



所以,日军急于夺占王爷头,尽快南进。



18日凌晨4时,步兵第五联队兵分主力和右侧翼两路,盐水港出发。上午六时,主力前卫集合于铁线桥,准备向西4公里的地方渡过急水溪,迂回至王爷头翊字军的侧背。但翊字军和义军一部抢先渡过急水溪,据守铁线桥西方约十二里的村庄,以阻止日军前进。



日军不得不首先应付守军的阻击,以保障渡河。



双方相遇,立刻展开激烈战斗。



8时40分,日军冲入庄内。翊字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,“刀枪交加,呐喊互扑,白刃飞火,奋击突战”。最后,日军又是使用老办法,放火烧毁村庄,才得以逼退守军,渡过急水溪进至南岸。而南岸翊字军炮兵阵地上,六名中国炮兵至死不退,直至被包围。



日本人也不得不赞叹:“其炮兵直至我兵突入阵地时尚不退走,炮手六名终死在炮侧,虽为敌人,其勇敢真值得赏叹,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!”



敌军渡河迂回,王爷头侧后出现敌人,很快陷入两面夹攻。



决战中,据敌人记载,“敌兵的一队决死防线,一步也不退,终有七十余人以身殉职,这亦是华兵中绝不可见的勇兵!”[《台湾抗战日方资料》,《中日战争》(6)]



翊字军和义军顽强抵御至下午5时,牺牲了三百多人,才脱身离去。



日军占领了王爷头。从这再往南,曾文溪就成了台南府城北路的最后一道防线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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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文溪,台南城北三十四里。



溪之南岸有一条高丈余的长堤,北岸为沙地,甚不便步行,刘永福只能利用这一点稍可依托的地势,进行最后的抗御。



总兵柏正材率所部驻守曾文溪,一并指挥王德标的七星队,以及林义成、简精华等义军。



徐骧奉刘永福之命,到卑南招募了700义民,编成先锋营,也赶赴曾文溪。



统共算来,守军总兵力约四千多人。但守军投入的几乎是全部兵力,而且凭这些军民,无法与优势之敌相拒。最后的决战到来,这也将是许多忠勇之士生命中的最后一战。



徐骧(1858—1895年),字云贤,台湾苗栗头份人,后移居台南屏东。祖籍广东。史记他“年十八举秀才,文武兼能,居身清廉。”一直担任塾师,执教于头份。



徐骧关心国事,眼光深远。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之初,徐骧即为台湾的未来忧心忡忡。因为他深知日本觊觎台湾已久,“被之馋涎滴滴向吾台落者,已非一日矣”。所以,“今日事端已启,燎原难遏,势必出于战;战则吾国必败,败则必割地以求和,求和则必首以吾台为馈赠品。”



朝廷果然将台湾割与日本,徐骧义愤填膺,爱国之心爆发,决心“愿吾血随吾台俱尽,吾头与吾台俱碎。”毅然投笔从戎,号召乡人“人自为战,家自为守”[《甲午战争史》],组成义军一营,带之奔赴前敌。从此从台北新竹到台南,转战各地,几乎每战必与,出生入死,艰苦备尝。仗打败了,整军再战,人打光了,回头招人再上,不屈不挠,意不稍衰。



徐骧甘愿抛去身家,每战必身先土卒,一到曾文溪,曾对人说“此地不守,台湾亡矣!吾不愿生还中原也!”[《甲午战争史》引自洪弃父《台湾战纪》]显露了与敌决死一战的意志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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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日凌晨3时,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从茅港尾出发,向曾文溪前进。



根据侦察骑兵的报告,曾文溪的正面防守非常严密:“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,沿岸有完备的掩体和炮兵阵地,设有加特林炮。四千名黑旗军携带着毛瑟抢。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,于各处设置陷阱,并且还在涉渡点水下敷设水雷。敌军之精兵尽集于此。”



伏见知道从正面进攻,必定会招致重大的伤亡,于是依仗自己兵力多的优势,而抗日军阵地局促的弱势,耍出一招:正面牵制,迂回包围。



先以步兵两个中队携带火炮四门,自大道前进,佯攻黑旗军的正面阵地。



趁守军无暇他顾,伏见亲自带领七个中队,携带两门大炮,从曾文溪上游涉渡,绕攻右翼。日军过溪后,乘着朝雾,天未亮便逼近了黑旗军右翼。



战斗一开始,日军便猛放大炮,掩护步兵齐攻。



黑旗军和义军两面受敌,分兵与敌拼战,冒着炮火拼命射击,被敌人突入,则勇敢与敌白刃相接。



徐骧冲锋在前,率先锋营跃起向敌反击,一颗炮弹飞来,徐骧不幸被击中头部,临终仍大啦“丈夫为国死,可无憾!”[《台湾通志》]死后怒目而视敌方,似激励部下继续杀敌。



烈士虽去,但英雄事迹永载史册,而且成为台湾抗战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。时人曾评之曰:“蓬荜下士,闾阎细民,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,弃父母,捐顶踵,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。若徐骧人者,尤可敬矣!”[《甲午战争史》]



黑旗军再次表现出英勇本色,在炮火弹雨中顽强抗击,抵死不退,拼到最后一刻、最后一人。包括曾文溪阻击战的总指挥、总兵柏正材,也在战斗中阵亡,老将王德标下落不明,从此再无音讯,估计难得生还。



而义军林义成和简精华则突围而出。后来,林义成回到凤山,继续领导义军抗日,简精华则投奔云林大坪顶,与柯铁联合抗日。



曾文溪之战,为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,力量已经耗尽,从此再也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御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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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此时,日军南北合围基本达到,马上就能会攻台南府城。



全台陷落,仅在旦夕之间。



苦苦支撑到当前,说实话,刘永福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已经无力抵御。



英雄末路,总是令人同情,相比早早弃台而去的人,刘永福已经做了很多,当不负台湾,不负后人。



似乎不应该有其它纠葛,可是,读史到这,我仍然不可避免地赫然发现一个分岔:



——乞降。



对,有人说,刘永福乞降。



无耻地乞降。而且,似乎保台以来的功绩,艰苦努力,全都黯然无光。



这一切,其实缘于一封劝降信。



日军止于新竹,苦于不断被袭击,桦山资纪知道刘永福坐镇台南,是全台抗日军的支柱,为摆脱困境、早日拿下台湾,在向国内请求支援之前,先想出了劝降一招。所以,早在6月25日,桦山便写下一封“劝降书”。



信中,桦山先以中日定约交割台湾、刘永福违背圣旨相责,并替刘永福分析形势,“独以无援之孤军,把守边陬之城池,大势之不可为,不待智者而可知已。”劝刘永福“速戢干戈”,保证奏请日皇“待以将礼,送还清国;如部下将卒,亦当宥恕其罪,遣还原籍”。



但战火连天混乱不堪,直到8月23日,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的这天,这封信才通过英国军舰转送至台南。



桦山所言形势并非虚言,此时形势的发展也已经相当不利,但刘永福不为所动,于25日复书桦山,斥责日本“弃好崇仇,无端开衅”,表示“奉令守卫台湾,将在外有所不受”,“当与台湾共存亡”,“守效死勿去之义,以守兹土,以保此民”。[《甲午战争史》引《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》]



信中义正词严,一一揭露桦山所谓实施“善政”的谎言,最后反警告桦山“及早改图,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……否则,余将亲督将士,克日进征,恢复台北,还之我朝。”



很有气势,充满可贵的民族气节,根本没有读出任何屈服之意。



另外以行动回答日本人的,是指示吴彭年“兵来御之,死守无恐!”是几乎派出了黑旗军最后的精锐前去增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