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节联手增援台中（1 / 2）
第七节联手增援台中
打仗，就看谁更能支持。
台湾军民军械不精，缺饷少弹，苦苦支撑。那头日本人也经受着后勤不足，人员不足的折磨，困难远超预想。
日军遇上了第三个麻烦，一位老对手，如影随形，让鬼子苦不堪言——疾病。
日军跨这么大纬度南下，一个多月的作战，因不适应台湾气候、水土不服而患病增多，又死了1108个。[宗泽亚《清日战争》]
虽然日军对医疗救护相当重视，有远优于清军的医疗体系，资料显示：军队在编制上配有卫生队或是野战病院，且兵站所中也配有相关医疗人员，协助相关的救护活动。在派遣来台湾的近卫师团第一批部队，就层层编配卫生队、第一野战医院、及兵站部（当中部份为卫生预备员、卫生预备厂、患者输送部等），之后第二批运送的部队中，又加入第二野场病院等，都是作为伤病士兵的治疗及后送负伤者等任务。[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》引自《攻台战纪：日清战史——台湾篇》]
不过，由于当时台湾的陆上交通状况相当不便，再加上战场形势复杂激烈，日军往往并不能轻易地安排这些救护机构。再者，疾病的侵袭也常使军队士兵，甚至医疗人员自身都陷于死亡的边缘。就是说，军医也会病死，即使日军部队已经十分注意减少他们的战场伤亡。
超过想象的医疗需求，军队医生已经不够用。日本不得不征召大批的医疗人员，日本“赤十字社”（红十字会）也跟着进入台湾战地，救护日本伤病员。
一边侵入别的国家杀人，一边自己的红十字会还跟着进去救人，怎么看怎么觉得悖谬。是这样的吗？
当然不是。这个“赤十字社”仅套用一个名字好显得“文明”一点而已，不是什么无差别地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的组织，而是完全类似于军队医院性质。日军有关对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的使用，就规定“赤十字社就医员、药剂员、看护员、及医疗相关物品等进行准备，并依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提供使用之；就进行活动的地域上，包含兵站所管内的病院、患者集合所及内地（日本）的预备病院中。”
当时日本赤十字社担任战地救护活动者，称之为“救护员”，主要分为“医员”、“看护人”、“输送人”、“看护妇”等四类，并且当时医员（医生）及输送人多由军医及陆军的步兵来充任。[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》]
现役军人充当赤十字社的主干，说到底，还是军队。
如果统计时加上这些人员，那侵入台湾的日军，还有前边与清军作战的日军，到底总数是多少？
这些明的暗的措施，包括掩人耳目、做给“文明世界”看的幌子，一样挽救不了该死的鬼子的命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但日本政府，还有“日本人民”能承受这些代价，疯子一样不惜代价地侵占别人的土地。
集中于新竹的日本近卫师团一面派出前哨，加强戒备，一面在积极进行出击前的准备。
北白川盼啊盼，8月8日，从基隆登岸的日军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，终于在伏见贞爱亲王的率领下进入台北城。
这样一来，新竹的近卫师团已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就在8日这一天，近卫师团立刻全部出动，对台中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台湾北部完全失陷，形势立刻恶化，彼时起，台中开始直接面对鬼子的兵锋。
台中的局势，直接决定台南的安危，台南也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压力。在此形势下，台中与台南的联合已经到了不得不实行的地步。
对此最忧心的是台南的刘永福。
甲申年中法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法名将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。
1885年，刘永福终于下决心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（越南）撤回国。
这期间，其实朝廷还是很在意刘永福的贡献，并考虑到法国进占越南涉及到黑旗军特别是刘永福的安危，谕示岑毓英等大臣征求他的意见（估计更多是做说项），因为刘永福还受封于越南。但归国，也许是他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。刘永福因功被朝廷授记名提督简放，顶戴花翎，回国后又被赐予“伊伯德恩巴图鲁”名号和“三代一品封典”的恩赏，1886年授南澳镇总兵。
很多人说，这不过是给这位曾经的“反贼”头领一个官职养着他。朝廷千方百计拉拢劝诱这支被“招安”的军队回国，十年内，一再裁撤，最后只剩300余名老兵，著名战将亦多星散，一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政府无形之手摧残殆尽。
实际上，战时募勇扩军，大战之后裁军，是大清的一个通行做法。面临裁撤的何止是一支部队，再说按清朝兵制惯例，多数总兵也是这种情况，不可能在平时拥有大量部队。
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也使地方大员们饱受重压，中法战争刚刚平静，岑毓英地方督抚就急急地建议裁撤勇营，被朝廷申斥。“惟条目尚未议定，事变殊难豫度，越南地方未靖，尤易横生枝节。各路防军断不可因有可和之机，稍形松懈。仍著岑毓英严督各营，择要驻扎，认真操练，以备不虞。”并特别指示，“所有裁并勇营，著照所议办理，务期汰弱留强，以资得力。刘永福一军，前经打仗著绩，不无微劳。此时该军退扎大滩保胜一带，著该督妥为拊循，并详察该军现在勇数若干，若何安置之处，妥筹具奏。”[《清实录》]
因此，遵照汰弱留强原则，和对黑旗军功劳的考量，还是进行了奖励和妥为安排。特别是张之洞十分看重，为保留这支作战力量，也给予了相当加强。
但黑旗军连年征战，已是牺牲很大，大量老弱伤残需要安置，回国时旧部止有五百强兵，还是张之洞从拟裁撤的奥勇之中挑选精壮，给补齐了2000人。
可是，十年之内，整个国家文恬武嬉，黑旗军亦所难免再度凋零。
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，台湾孤危，朝廷急需知兵之将，于是又想起了他，“六月丁卯（7月24日），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。”[《清史稿》]
刘永福受命援台，前赴危区。
“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。”花甲之年又蒙召，一股再赴沙场、为国杀敌的豪情肯定充塞了这位老将的胸膛。
但，别看是奉王命干正事，刘永福从开始便备受种种掣肘。
据说渡台前，他要求闽、粤总督准其回粤西、桂南招集旧部，重建黑旗军。但被婉言拒绝了。
究其原因，也是一声叹息……这还了得，按封建官僚们的逻辑，被招安了也是“贼配军”。你那些骁勇能战的部下，最好还是老死田间吧。就是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总督们也深谙朝廷防内甚于防外的心思，谁也不敢做主，没人接这个茬。于是刘永福的要求被阻，而且连钱粮也不给，按规矩，你去台湾，军费该找台湾巡抚要。
悲愤之下，刘永福还上书朝廷，痛陈“当此之时，既无粮钠，何能招军？言至于此，不禁痛哭！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，无统军之实。”（刘水福《乞总署代奏下忱书》）其实，让他成了空衔将军、光杆司令的正是那个满清朝廷。
所以，朝廷只是一再催他起快起行，而只答应暂时先招募部分新兵。
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刘永福守台心切，想尽办法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，后又续招两营，于8月1日成军（这一天，中日双方宣战），9月2日在汕头乘轮东渡。
这一去，别说招旧部，连回粤招募新勇的机会都没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按朝廷的意思，刘永福是和唐景崧一起辅佐巡抚，从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卫的。但一到台湾，他就被巡抚邵友濂奏请部署在台南，直到唐景崧当了代理巡抚，直到日军登陆台岛。
个中原因正史中概无所提及，但刘永福确实卷入了一桩“公案”。
朝中官员鸟嘴一天也不闲着，战事渐紧，一封“台浙两省防务紧要，抚臣均难胜任”的奏折又摆上了皇帝案头，其中说到唐景崧一向不太服从邵友濂，刚刚署理台湾巡抚，便开始整人了。“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，甫接署任，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领全行更换。”并担心倘若抚将之间不和，何谈制敌，“傥与杨岐珍、刘永福不能和衷，安能制敌。”[《清实录》]
抚臣将军不和，已有风声。而主要问题，又出在唐景崧身上。
这事，查也只能得到个含混的结论了事。再说，一个是福建水师提督，一个是提督衔总兵，都是朝廷派来守卫台湾的，岂是说撤换就撤换的了？
但唐景崧对刘永福到底是何种态度呢？
估计，虽然在越南也曾共过事，但如何才能共成事，昔日情况下，怕是有些委屈成分。唐景崧应该了解刘永福，敢战的将军必然有很强的个性，自己的那点水平恐怕难以驾驭。
如今时过境迁，唐景崧好赖已是巡抚大员了，无须委屈求全，倒是志得意伸。
甚至还有资料分析，他还很担心刘永福会影响自己这个署理巡抚成为正式的巡抚——当然，这都是因为唐景崧出了“逃跑”这档子事，各种分析就出来了，不管可信度还是实际可能性都不大。
但刘永福没有计较，至少没有公开发生矛盾。接到唐景崧送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印，立即出布告激励军民共守危疆，并慷慨陈词，不惜丢官和把命搭上，“自问年将六十，万死不辞”，“抗不奉诏，弃职而为”。（《中东战纪本末》卷四）殚精竭虑组织部下认真准备，据《台湾战记》载：“刘永福守台南，尤民望所归。自安平至旗后各港，重重布置，百姓咸恃以无恐。”
台北陷落后，民主国总统跑路，台南绅民商议再立民主国，寄希望于这位老将，想推举刘永福来当大总统。据说一次上书，一次直接进呈大总统印，刘永福都未接受，仍坚持以帮办台湾军务名义主持大局。
刘永福对这个官衔是不以为然的，不如实实在在关注打仗没有便不行的钱粮武器。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，毕竟这个总统不是随便称呼的，而且为了防止引起内讧，这样做也符合自己“客军”的身份，尽管巡抚已经没了。
从这些表现来看，刘永福其实是顾全大局、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武将。
于是军民又推举刘永福为军统，台南总兵杨泅洪为分统，指挥台湾的军事。刘永福也勇于任事，擢选了一批忠勇之士担任黑旗军、镇海军，以及台南义军的统领和管带，尽心组织抗日之事。
另外，他确实也实际上负起了行政责任，主持政事，委任了一批自愿留台的文官，充当府道县的官员，台南成为抗战中心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除了在台南地盘上加强海岸守备，刘永福不能不关注全台的战事发展。
抗敌登岛，要么在前期便集中力量，从第一批敌人上岸开始，就将敌人赶下海去。——当然，刘永福的建议，已经被唐总统画上了句号，彻底终结。
如果力量达不到，那么就必须节节抗击，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消耗疲惫敌人，然后抓住机会，集中力量吃掉一股。如此类推。
刘永福感觉时机到了。严格说，是不能再等了。
派军前出，加强台中，当务之急。
其实派出人马增援的事本来是越早越好，人选早就有了——吴彭年和易顺鼎。
吴彭年(1857—1895年)，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。还是十八岁的生员时，便工诗文，赋气豪迈，常拿西汉“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”的傅介子和班超两位英雄激励自己，“欲追傅介子、班定远之志。”1895年4月，刚刚当上了县丞，到台北县赴任，便赶上了割让台湾。因为愿内渡，辗转南下滞留在台南，被刘永福请来当了幕僚，掌管地方文卷，并参赞军务。刘永福看出他“韬钤谙熟，胆略过人，甚器重之”。
道员易顺鼎，另一个很值得写一写的人，在新竹失陷后，自南京来到台湾。
易顺鼎（1858－1920年）字实甫、实父、中硕，号忏绮斋、眉伽，晚年号哭庵（悲怆！）、一广居士（失意！），龙阳（今湖南汉寿）人，清末官员，但最出名的是文学成就、诗人。据记载易顺鼎应属于神童，5岁能作对，15岁考上县学，便写了一部诗集《眉心室悔存稿》，又属于少年作家之类，有“龙阳才子”之称。光绪元年中举人，但之后考试却不顺利，6次应试落第。到30岁时，以同知候补河南（就是在那等啊等，等着空缺），无奈捐了个道员。后来任三省河图局总办，才以实绩证明了“考试不行，不一定做官办事不行”，搞水利和治河防比较得力，授按察使衔，赏二品顶戴。
这个时候，他来台湾，确实是稀罕事。仔细查来才知道：这是个决心与日本人一战到底的人。
打仗，就看谁更能支持。
台湾军民军械不精，缺饷少弹，苦苦支撑。那头日本人也经受着后勤不足，人员不足的折磨，困难远超预想。
日军遇上了第三个麻烦，一位老对手，如影随形，让鬼子苦不堪言——疾病。
日军跨这么大纬度南下，一个多月的作战，因不适应台湾气候、水土不服而患病增多，又死了1108个。[宗泽亚《清日战争》]
虽然日军对医疗救护相当重视，有远优于清军的医疗体系，资料显示：军队在编制上配有卫生队或是野战病院，且兵站所中也配有相关医疗人员，协助相关的救护活动。在派遣来台湾的近卫师团第一批部队，就层层编配卫生队、第一野战医院、及兵站部（当中部份为卫生预备员、卫生预备厂、患者输送部等），之后第二批运送的部队中，又加入第二野场病院等，都是作为伤病士兵的治疗及后送负伤者等任务。[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》引自《攻台战纪：日清战史——台湾篇》]
不过，由于当时台湾的陆上交通状况相当不便，再加上战场形势复杂激烈，日军往往并不能轻易地安排这些救护机构。再者，疾病的侵袭也常使军队士兵，甚至医疗人员自身都陷于死亡的边缘。就是说，军医也会病死，即使日军部队已经十分注意减少他们的战场伤亡。
超过想象的医疗需求，军队医生已经不够用。日本不得不征召大批的医疗人员，日本“赤十字社”（红十字会）也跟着进入台湾战地，救护日本伤病员。
一边侵入别的国家杀人，一边自己的红十字会还跟着进去救人，怎么看怎么觉得悖谬。是这样的吗？
当然不是。这个“赤十字社”仅套用一个名字好显得“文明”一点而已，不是什么无差别地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的组织，而是完全类似于军队医院性质。日军有关对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的使用，就规定“赤十字社就医员、药剂员、看护员、及医疗相关物品等进行准备，并依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提供使用之；就进行活动的地域上，包含兵站所管内的病院、患者集合所及内地（日本）的预备病院中。”
当时日本赤十字社担任战地救护活动者，称之为“救护员”，主要分为“医员”、“看护人”、“输送人”、“看护妇”等四类，并且当时医员（医生）及输送人多由军医及陆军的步兵来充任。[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》]
现役军人充当赤十字社的主干，说到底，还是军队。
如果统计时加上这些人员，那侵入台湾的日军，还有前边与清军作战的日军，到底总数是多少？
这些明的暗的措施，包括掩人耳目、做给“文明世界”看的幌子，一样挽救不了该死的鬼子的命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但日本政府，还有“日本人民”能承受这些代价，疯子一样不惜代价地侵占别人的土地。
集中于新竹的日本近卫师团一面派出前哨，加强戒备，一面在积极进行出击前的准备。
北白川盼啊盼，8月8日，从基隆登岸的日军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，终于在伏见贞爱亲王的率领下进入台北城。
这样一来，新竹的近卫师团已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就在8日这一天，近卫师团立刻全部出动，对台中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台湾北部完全失陷，形势立刻恶化，彼时起，台中开始直接面对鬼子的兵锋。
台中的局势，直接决定台南的安危，台南也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压力。在此形势下，台中与台南的联合已经到了不得不实行的地步。
对此最忧心的是台南的刘永福。
甲申年中法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法名将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。
1885年，刘永福终于下决心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（越南）撤回国。
这期间，其实朝廷还是很在意刘永福的贡献，并考虑到法国进占越南涉及到黑旗军特别是刘永福的安危，谕示岑毓英等大臣征求他的意见（估计更多是做说项），因为刘永福还受封于越南。但归国，也许是他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。刘永福因功被朝廷授记名提督简放，顶戴花翎，回国后又被赐予“伊伯德恩巴图鲁”名号和“三代一品封典”的恩赏，1886年授南澳镇总兵。
很多人说，这不过是给这位曾经的“反贼”头领一个官职养着他。朝廷千方百计拉拢劝诱这支被“招安”的军队回国，十年内，一再裁撤，最后只剩300余名老兵，著名战将亦多星散，一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政府无形之手摧残殆尽。
实际上，战时募勇扩军，大战之后裁军，是大清的一个通行做法。面临裁撤的何止是一支部队，再说按清朝兵制惯例，多数总兵也是这种情况，不可能在平时拥有大量部队。
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也使地方大员们饱受重压，中法战争刚刚平静，岑毓英地方督抚就急急地建议裁撤勇营，被朝廷申斥。“惟条目尚未议定，事变殊难豫度，越南地方未靖，尤易横生枝节。各路防军断不可因有可和之机，稍形松懈。仍著岑毓英严督各营，择要驻扎，认真操练，以备不虞。”并特别指示，“所有裁并勇营，著照所议办理，务期汰弱留强，以资得力。刘永福一军，前经打仗著绩，不无微劳。此时该军退扎大滩保胜一带，著该督妥为拊循，并详察该军现在勇数若干，若何安置之处，妥筹具奏。”[《清实录》]
因此，遵照汰弱留强原则，和对黑旗军功劳的考量，还是进行了奖励和妥为安排。特别是张之洞十分看重，为保留这支作战力量，也给予了相当加强。
但黑旗军连年征战，已是牺牲很大，大量老弱伤残需要安置，回国时旧部止有五百强兵，还是张之洞从拟裁撤的奥勇之中挑选精壮，给补齐了2000人。
可是，十年之内，整个国家文恬武嬉，黑旗军亦所难免再度凋零。
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，台湾孤危，朝廷急需知兵之将，于是又想起了他，“六月丁卯（7月24日），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。”[《清史稿》]
刘永福受命援台，前赴危区。
“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。”花甲之年又蒙召，一股再赴沙场、为国杀敌的豪情肯定充塞了这位老将的胸膛。
但，别看是奉王命干正事，刘永福从开始便备受种种掣肘。
据说渡台前，他要求闽、粤总督准其回粤西、桂南招集旧部，重建黑旗军。但被婉言拒绝了。
究其原因，也是一声叹息……这还了得，按封建官僚们的逻辑，被招安了也是“贼配军”。你那些骁勇能战的部下，最好还是老死田间吧。就是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总督们也深谙朝廷防内甚于防外的心思，谁也不敢做主，没人接这个茬。于是刘永福的要求被阻，而且连钱粮也不给，按规矩，你去台湾，军费该找台湾巡抚要。
悲愤之下，刘永福还上书朝廷，痛陈“当此之时，既无粮钠，何能招军？言至于此，不禁痛哭！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，无统军之实。”（刘水福《乞总署代奏下忱书》）其实，让他成了空衔将军、光杆司令的正是那个满清朝廷。
所以，朝廷只是一再催他起快起行，而只答应暂时先招募部分新兵。
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刘永福守台心切，想尽办法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，后又续招两营，于8月1日成军（这一天，中日双方宣战），9月2日在汕头乘轮东渡。
这一去，别说招旧部，连回粤招募新勇的机会都没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按朝廷的意思，刘永福是和唐景崧一起辅佐巡抚，从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卫的。但一到台湾，他就被巡抚邵友濂奏请部署在台南，直到唐景崧当了代理巡抚，直到日军登陆台岛。
个中原因正史中概无所提及，但刘永福确实卷入了一桩“公案”。
朝中官员鸟嘴一天也不闲着，战事渐紧，一封“台浙两省防务紧要，抚臣均难胜任”的奏折又摆上了皇帝案头，其中说到唐景崧一向不太服从邵友濂，刚刚署理台湾巡抚，便开始整人了。“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，甫接署任，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领全行更换。”并担心倘若抚将之间不和，何谈制敌，“傥与杨岐珍、刘永福不能和衷，安能制敌。”[《清实录》]
抚臣将军不和，已有风声。而主要问题，又出在唐景崧身上。
这事，查也只能得到个含混的结论了事。再说，一个是福建水师提督，一个是提督衔总兵，都是朝廷派来守卫台湾的，岂是说撤换就撤换的了？
但唐景崧对刘永福到底是何种态度呢？
估计，虽然在越南也曾共过事，但如何才能共成事，昔日情况下，怕是有些委屈成分。唐景崧应该了解刘永福，敢战的将军必然有很强的个性，自己的那点水平恐怕难以驾驭。
如今时过境迁，唐景崧好赖已是巡抚大员了，无须委屈求全，倒是志得意伸。
甚至还有资料分析，他还很担心刘永福会影响自己这个署理巡抚成为正式的巡抚——当然，这都是因为唐景崧出了“逃跑”这档子事，各种分析就出来了，不管可信度还是实际可能性都不大。
但刘永福没有计较，至少没有公开发生矛盾。接到唐景崧送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印，立即出布告激励军民共守危疆，并慷慨陈词，不惜丢官和把命搭上，“自问年将六十，万死不辞”，“抗不奉诏，弃职而为”。（《中东战纪本末》卷四）殚精竭虑组织部下认真准备，据《台湾战记》载：“刘永福守台南，尤民望所归。自安平至旗后各港，重重布置，百姓咸恃以无恐。”
台北陷落后，民主国总统跑路，台南绅民商议再立民主国，寄希望于这位老将，想推举刘永福来当大总统。据说一次上书，一次直接进呈大总统印，刘永福都未接受，仍坚持以帮办台湾军务名义主持大局。
刘永福对这个官衔是不以为然的，不如实实在在关注打仗没有便不行的钱粮武器。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，毕竟这个总统不是随便称呼的，而且为了防止引起内讧，这样做也符合自己“客军”的身份，尽管巡抚已经没了。
从这些表现来看，刘永福其实是顾全大局、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武将。
于是军民又推举刘永福为军统，台南总兵杨泅洪为分统，指挥台湾的军事。刘永福也勇于任事，擢选了一批忠勇之士担任黑旗军、镇海军，以及台南义军的统领和管带，尽心组织抗日之事。
另外，他确实也实际上负起了行政责任，主持政事，委任了一批自愿留台的文官，充当府道县的官员，台南成为抗战中心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除了在台南地盘上加强海岸守备，刘永福不能不关注全台的战事发展。
抗敌登岛，要么在前期便集中力量，从第一批敌人上岸开始，就将敌人赶下海去。——当然，刘永福的建议，已经被唐总统画上了句号，彻底终结。
如果力量达不到，那么就必须节节抗击，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消耗疲惫敌人，然后抓住机会，集中力量吃掉一股。如此类推。
刘永福感觉时机到了。严格说，是不能再等了。
派军前出，加强台中，当务之急。
其实派出人马增援的事本来是越早越好，人选早就有了——吴彭年和易顺鼎。
吴彭年(1857—1895年)，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。还是十八岁的生员时，便工诗文，赋气豪迈，常拿西汉“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”的傅介子和班超两位英雄激励自己，“欲追傅介子、班定远之志。”1895年4月，刚刚当上了县丞，到台北县赴任，便赶上了割让台湾。因为愿内渡，辗转南下滞留在台南，被刘永福请来当了幕僚，掌管地方文卷，并参赞军务。刘永福看出他“韬钤谙熟，胆略过人，甚器重之”。
道员易顺鼎，另一个很值得写一写的人，在新竹失陷后，自南京来到台湾。
易顺鼎（1858－1920年）字实甫、实父、中硕，号忏绮斋、眉伽，晚年号哭庵（悲怆！）、一广居士（失意！），龙阳（今湖南汉寿）人，清末官员，但最出名的是文学成就、诗人。据记载易顺鼎应属于神童，5岁能作对，15岁考上县学，便写了一部诗集《眉心室悔存稿》，又属于少年作家之类，有“龙阳才子”之称。光绪元年中举人，但之后考试却不顺利，6次应试落第。到30岁时，以同知候补河南（就是在那等啊等，等着空缺），无奈捐了个道员。后来任三省河图局总办，才以实绩证明了“考试不行，不一定做官办事不行”，搞水利和治河防比较得力，授按察使衔，赏二品顶戴。
这个时候，他来台湾，确实是稀罕事。仔细查来才知道：这是个决心与日本人一战到底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