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节欲进又止的文明开化——转向西方（1 / 2）
第二节欲进又止的文明开化——转向西方
为实践推行“求知识于世界，大振皇基”（明治天皇五条誓约之一），建国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将学习西方列强、勾画本国蓝图，作为一条实用便捷的途径。
简单说就是――依样画葫芦。
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于学习和移植，前面就有“遣隋使”、“遣唐使”的成功经验，现在感觉“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文化”不行了，立刻抛到一边，自然而然地又准备象老祖宗一样――遣使，学习西学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组团考察
由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等人建议，上下一致拥护，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统一了思想。1871年（明治4年）10月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《事由书》两份，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。
总任务是：一、历访缔约国，呈递国书，修聘问之礼；二、考察各国文物制度，制定建国方略；三、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，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。
具体任务是：一、考察合国的政治制度、法律的理论和实际情况；二、考察各国的理财、会计（财政、金融）、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亢怯及现状；三、考察各国教育制度、法规和现状。
以上任务中，串个门、递个介绍信，代“老大”“拜码头”还可以，但上来就和人家“预备谈判”修改不平等条约，有纯粹为出国立名头的嫌疑。按现在日本的分量，人家除了当笑话，莞尔一笑以示“礼节礼貌”，就是干脆不“鸟”你。所以，实质性的任务也就剩下了考察。不过，倒也有利于专心学习。
首先是成立组织。
政府官员带头实行。连木户孝允等一帮“大哥”都表示早有出国考察的愿望，只是由于“革命重任在身”，无暇出国，但还是认真地推动这件事，参与选定人员。最后敲定48人，作为使节团，定了特命全权大使、副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等书记官，基本上是把内阁、各级政府官员分成两拨，一拨出洋，另一拨成立“留守政府”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组织成立了，又订制度。
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，双方签订一份《约定书》12条，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，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，互报情况，研究决定重大兴革事项，必取得共识后再办，保证了“在职学习”落到实处，考察团有实名、有实权。本人感觉这对于出使团成员也是一种约束――需定期汇报工作、思想情况，学习领会指示精神。按日本人“一根筋”的性格，好象真是一心学习，没有出现借出国考察之名、行公费旅游观光之实、虚报和改变路线、报销私人购物费用之类的“聪明人”。当然后来也有个别的类似情况，那是后来，国家富了，形势不那么紧迫了，勾结起来谋取私利，手就伸出来了。
《事由书》明确按考察任务分科定人专科考察，一些青年才俊被选入考察团，赴欧美考察学习，归国后担当要职，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一转，大开眼界。
使节团考察，取得了累累硕果。
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制度，欧美各国的工业、铁路、军队等等，使他们惊叹不已，看到了差距，看到了方向，决心以加强“内治”为先（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），回到日本就照样子开干。
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，明治政府在国家建设各个方面，已经取得显著成绩。按其发端，便是这次考察学习，推动日本大力吸收的文明成果。
举一个方面来说，前边讲过考察、对比各国宪法，制订日本国宪法的事，那只是是重要成果，是各项成果之一。
我说“之一”，是因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制度，制定出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……这些名词，即使没学过法律专业的，对此也不陌生吧？
这些名词――人家日本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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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改革
在文明开化上，日本人敏锐地紧紧抓住了正确的途径――教育。
要文明，不能不讲教育。搞教育，首先要依靠学校。
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，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开始了。简单说来：
1871年设文部省，派员考察各国教育制度，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，着手草拟《学制》（学校制度法令）。
开了眼的日本人，知道办事法令先行。1872年8月（阴历），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《学制》和《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》，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，每区设大学1所；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，每区设中学1所；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，每区设小学1所。全国共设8个大学、256所中学、35760所小学，形成一个金字培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。
各级政府立即开始将原有的乡校、寺子屋这类地方府县和乡村搞的旧式学校统统改成小学，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。
虽然“一穷二白”基础上的教育改革推进并不顺利，也遇到缺乏师资等困难，也受到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，但日本人从不困顿，到1875年，重新建立（改建）小学24225所，实际就学率一下子提高到约占学龄儿童30％，并且以后逐年提高。
别笑，那时日本的文盲率也很高。
缺师资那就培养合格的师资。1872年起，日本在各地创立了专门的师范学校，还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。有专门教学生如何当老师的学校，这估计也是首创。
这以后，日本又先后发布《教育令》，和一系列《学校令》，包括1886年发布《帝国大学令》、《师范学校令》、《小学令》、《中学令》，1889年发布《实业学校令》，学校体制终于一步步建立完善起来。
看到历史记载的日本那时创立的名词――小学、高等小学，中学、高等中学，普通教育，师范、高等师范，真让人有种时光错位的感觉。还有――帝国大学本科，法、医、理、文学、农学部（系），大学院（研究生院）……原来那时的日本，基本上设置了完备的学科体系，还为现代大学规范了本科、院系、部等概念。而我们，还是后来从日本引进了这些概念。
日本人的学习力、迸发的创造力可见一斑。
********
日本政府为激励人们接受教育，也得采取宣传和法制两手抓。
首先将教育与个人的命运相联系，大力宣扬“人之所以立其身，治其产，昌其业，以遂其生者，此无他，端赖修身、开智、长其才艺”，故“非学不可”。这与我们古代人讲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那一套基本一致，也与我们一些学校单位提出的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意思相仿。
当然，凡事与个人命运和利益挂钩，比较能打动人。日本政府也明白，这样搞层次有点低，所在，在国家层面，又着眼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，秉持“学政的目的，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，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，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”，强力推进“邑无不学之户，家无不学之人”的“国民皆学”的教育政策。
一句话，不想上也得上。不强制，估计还会有很多孩子不上学，而去种地打工，升学率连30%都达不到。
以上这些措施，有的是针对幕府时期的“词章记诵”、“空理虚谈”的教育内容方式，并破除“士人以上之事”、“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”的封建教育制度。从“士人教育”到“国民皆学”，倒是称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。
看到这些，想起大清洋务运动中“创办新学”的尝试和努力，开头真是异曲同工，而洋务派办学过程之漫长、历程之艰难，实在令人不胜感慨。
到如今，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学中，东京大学已是世界名校，而我们，仅有几所能称得上亚洲名校吧。
有些（我说的是有些）学校大建楼堂馆所，学院升格为大学，兼并学院建综合大学，大力“扩招”，流水线式地培养研究生，学历升级堪堪搞成了学历“大跃进”。教育“市场化”，教育“产业化”的理念，大学借贷、负债，真像是公司化经营了。按这个标准，孔子办的“大学”，布衣粗食，穷相寒酸，实在不称。
虽说有几所大学也发奋要建成“世界一流”，很是振奋人心。不过，我没见到什么资料中说明，有靠一流的大楼，靠兼并扩招，靠给所在城市留出指标、降低分数录取本地学生，而成为一流大学的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德育之争
有一个有意思的事，可以一起讨论讨论。
伴随教育改革，日本也发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针的争论。
大清洋务运动，始终被一个问题纠缠着――围绕国体的论争。
聪明的李鸿章们知道争论没用，干是正道，但不得不争，于是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来消弭分歧，堵住顽固派的嘴。
日本人也面对这个问题。而且从1878年夏天开始，掀起了一场“德育”论战，这一战，就是十几年。
乍看这场论战，竟然颇有些“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冲击”的意思。
这么简单说吧。开始是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一伙保守派，与伊藤博文一伙改革派斗嘴。
元田对天皇说：文明开化政策“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，破坏品行，伤害风化者不少”，将来有可能达到“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”。“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，竭力宣明仁义忠孝”，维护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。还要在学校内悬挂古今忠臣、义士、孝子、节妇的画像。
伊藤博文拉着井上毅等一帮人，起草《教育议》上奏天皇说，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，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（看来，拿“负面效应”、“必需的代价”、“交学费”之类来辩白，掩盖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引进中的失误，是从那时候就创造出来的）。虽然为了纠正风俗，的确需要研究，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――文明开化政策，倒退回去“保护旧时的陋习”。
元田又写了一篇《教育议附议》（关于《教育议》的议）给天皇，重申“忽视仁义忠孝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，恢复儒教、“读四书五经、尚廉耻、重礼让、笃伦理的教育”是矫正风俗的手段。
元田、伊藤这两拨人左一句，右一句，天皇两个耳朵不知该听谁的，夹在中间，倒像个传声的“媒介”。听了四年之久，实在不耐烦，便出来表明自己是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的。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，天皇发言：“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，为我朝、中国所尊崇，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，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，方今学科繁多，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。”
天皇认为，道和德是东方文化的根本，还认为是“我朝、中国所尊崇”的呢。而西方修身之学，我国用得不好，单纯追求技术，搞不好要产生误导。
一“崇”一“疑”，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
但天皇的倾向性意见，竟然没有浇灭这场“嘴仗”，反而像泼了一桶油。
随后一大批所谓思想家、教育家也卷进来，德育之争很快便白热化。
激进分子福泽谕吉，一向把儒教当成“毒害”思想的毒物，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发起连续攻击；元田永孚又发表《国教论》，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，确立以儒教作为“百科基础”的修身教育；西村茂树发表《日本道德论》，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，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，“以儒教为根本，西洋哲学为参考”。
最后连坚持或否定以宗教为教育基础的两派也掺合进来了。
乱了，彻底乱了。
喋喋不休，旷日持久，主导思想定不下来，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搞不下去了。
最后，一群地方官员涌上来，向内阁要求：文部省尽快确立德育方针，统一教学方针和方法。
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，体现了东方国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当中，所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。放到大清，就是“西学为体”，还是“中学为体”的选择。
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？
日本上下一致努力，问题解决了。
可惜的是，解决的不是儒家、西学的问题，而是皇家的问题。
第一任学部大臣森有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。
这家伙其实是十分推崇西学的。在任驻清公使时，曾针对李鸿章所问的“中学有几分可用”，回答说“中学只有二三分可用，西学倒有七八分可用”。现在，他又违背了自己的本意，提出了另一套东西。
为实践推行“求知识于世界，大振皇基”（明治天皇五条誓约之一），建国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将学习西方列强、勾画本国蓝图，作为一条实用便捷的途径。
简单说就是――依样画葫芦。
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于学习和移植，前面就有“遣隋使”、“遣唐使”的成功经验，现在感觉“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文化”不行了，立刻抛到一边，自然而然地又准备象老祖宗一样――遣使，学习西学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组团考察
由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等人建议，上下一致拥护，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统一了思想。1871年（明治4年）10月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《事由书》两份，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。
总任务是：一、历访缔约国，呈递国书，修聘问之礼；二、考察各国文物制度，制定建国方略；三、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，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。
具体任务是：一、考察合国的政治制度、法律的理论和实际情况；二、考察各国的理财、会计（财政、金融）、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亢怯及现状；三、考察各国教育制度、法规和现状。
以上任务中，串个门、递个介绍信，代“老大”“拜码头”还可以，但上来就和人家“预备谈判”修改不平等条约，有纯粹为出国立名头的嫌疑。按现在日本的分量，人家除了当笑话，莞尔一笑以示“礼节礼貌”，就是干脆不“鸟”你。所以，实质性的任务也就剩下了考察。不过，倒也有利于专心学习。
首先是成立组织。
政府官员带头实行。连木户孝允等一帮“大哥”都表示早有出国考察的愿望，只是由于“革命重任在身”，无暇出国，但还是认真地推动这件事，参与选定人员。最后敲定48人，作为使节团，定了特命全权大使、副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等书记官，基本上是把内阁、各级政府官员分成两拨，一拨出洋，另一拨成立“留守政府”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组织成立了，又订制度。
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，双方签订一份《约定书》12条，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，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，互报情况，研究决定重大兴革事项，必取得共识后再办，保证了“在职学习”落到实处，考察团有实名、有实权。本人感觉这对于出使团成员也是一种约束――需定期汇报工作、思想情况，学习领会指示精神。按日本人“一根筋”的性格，好象真是一心学习，没有出现借出国考察之名、行公费旅游观光之实、虚报和改变路线、报销私人购物费用之类的“聪明人”。当然后来也有个别的类似情况，那是后来，国家富了，形势不那么紧迫了，勾结起来谋取私利，手就伸出来了。
《事由书》明确按考察任务分科定人专科考察，一些青年才俊被选入考察团，赴欧美考察学习，归国后担当要职，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一转，大开眼界。
使节团考察，取得了累累硕果。
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制度，欧美各国的工业、铁路、军队等等，使他们惊叹不已，看到了差距，看到了方向，决心以加强“内治”为先（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），回到日本就照样子开干。
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，明治政府在国家建设各个方面，已经取得显著成绩。按其发端，便是这次考察学习，推动日本大力吸收的文明成果。
举一个方面来说，前边讲过考察、对比各国宪法，制订日本国宪法的事，那只是是重要成果，是各项成果之一。
我说“之一”，是因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制度，制定出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……这些名词，即使没学过法律专业的，对此也不陌生吧？
这些名词――人家日本造的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教育改革
在文明开化上，日本人敏锐地紧紧抓住了正确的途径――教育。
要文明，不能不讲教育。搞教育，首先要依靠学校。
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，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开始了。简单说来：
1871年设文部省，派员考察各国教育制度，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，着手草拟《学制》（学校制度法令）。
开了眼的日本人，知道办事法令先行。1872年8月（阴历），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《学制》和《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》，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，每区设大学1所；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，每区设中学1所；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，每区设小学1所。全国共设8个大学、256所中学、35760所小学，形成一个金字培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。
各级政府立即开始将原有的乡校、寺子屋这类地方府县和乡村搞的旧式学校统统改成小学，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。
虽然“一穷二白”基础上的教育改革推进并不顺利，也遇到缺乏师资等困难，也受到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，但日本人从不困顿，到1875年，重新建立（改建）小学24225所，实际就学率一下子提高到约占学龄儿童30％，并且以后逐年提高。
别笑，那时日本的文盲率也很高。
缺师资那就培养合格的师资。1872年起，日本在各地创立了专门的师范学校，还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。有专门教学生如何当老师的学校，这估计也是首创。
这以后，日本又先后发布《教育令》，和一系列《学校令》，包括1886年发布《帝国大学令》、《师范学校令》、《小学令》、《中学令》，1889年发布《实业学校令》，学校体制终于一步步建立完善起来。
看到历史记载的日本那时创立的名词――小学、高等小学，中学、高等中学，普通教育，师范、高等师范，真让人有种时光错位的感觉。还有――帝国大学本科，法、医、理、文学、农学部（系），大学院（研究生院）……原来那时的日本，基本上设置了完备的学科体系，还为现代大学规范了本科、院系、部等概念。而我们，还是后来从日本引进了这些概念。
日本人的学习力、迸发的创造力可见一斑。
********
日本政府为激励人们接受教育，也得采取宣传和法制两手抓。
首先将教育与个人的命运相联系，大力宣扬“人之所以立其身，治其产，昌其业，以遂其生者，此无他，端赖修身、开智、长其才艺”，故“非学不可”。这与我们古代人讲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那一套基本一致，也与我们一些学校单位提出的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意思相仿。
当然，凡事与个人命运和利益挂钩，比较能打动人。日本政府也明白，这样搞层次有点低，所在，在国家层面，又着眼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，秉持“学政的目的，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，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，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”，强力推进“邑无不学之户，家无不学之人”的“国民皆学”的教育政策。
一句话，不想上也得上。不强制，估计还会有很多孩子不上学，而去种地打工，升学率连30%都达不到。
以上这些措施，有的是针对幕府时期的“词章记诵”、“空理虚谈”的教育内容方式，并破除“士人以上之事”、“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”的封建教育制度。从“士人教育”到“国民皆学”，倒是称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。
看到这些，想起大清洋务运动中“创办新学”的尝试和努力，开头真是异曲同工，而洋务派办学过程之漫长、历程之艰难，实在令人不胜感慨。
到如今，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学中，东京大学已是世界名校，而我们，仅有几所能称得上亚洲名校吧。
有些（我说的是有些）学校大建楼堂馆所，学院升格为大学，兼并学院建综合大学，大力“扩招”，流水线式地培养研究生，学历升级堪堪搞成了学历“大跃进”。教育“市场化”，教育“产业化”的理念，大学借贷、负债，真像是公司化经营了。按这个标准，孔子办的“大学”，布衣粗食，穷相寒酸，实在不称。
虽说有几所大学也发奋要建成“世界一流”，很是振奋人心。不过，我没见到什么资料中说明，有靠一流的大楼，靠兼并扩招，靠给所在城市留出指标、降低分数录取本地学生，而成为一流大学的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德育之争
有一个有意思的事，可以一起讨论讨论。
伴随教育改革，日本也发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针的争论。
大清洋务运动，始终被一个问题纠缠着――围绕国体的论争。
聪明的李鸿章们知道争论没用，干是正道，但不得不争，于是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来消弭分歧，堵住顽固派的嘴。
日本人也面对这个问题。而且从1878年夏天开始，掀起了一场“德育”论战，这一战，就是十几年。
乍看这场论战，竟然颇有些“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冲击”的意思。
这么简单说吧。开始是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一伙保守派，与伊藤博文一伙改革派斗嘴。
元田对天皇说：文明开化政策“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，破坏品行，伤害风化者不少”，将来有可能达到“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”。“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，竭力宣明仁义忠孝”，维护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。还要在学校内悬挂古今忠臣、义士、孝子、节妇的画像。
伊藤博文拉着井上毅等一帮人，起草《教育议》上奏天皇说，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，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（看来，拿“负面效应”、“必需的代价”、“交学费”之类来辩白，掩盖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引进中的失误，是从那时候就创造出来的）。虽然为了纠正风俗，的确需要研究，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――文明开化政策，倒退回去“保护旧时的陋习”。
元田又写了一篇《教育议附议》（关于《教育议》的议）给天皇，重申“忽视仁义忠孝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，恢复儒教、“读四书五经、尚廉耻、重礼让、笃伦理的教育”是矫正风俗的手段。
元田、伊藤这两拨人左一句，右一句，天皇两个耳朵不知该听谁的，夹在中间，倒像个传声的“媒介”。听了四年之久，实在不耐烦，便出来表明自己是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的。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，天皇发言：“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，为我朝、中国所尊崇，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，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，方今学科繁多，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。”
天皇认为，道和德是东方文化的根本，还认为是“我朝、中国所尊崇”的呢。而西方修身之学，我国用得不好，单纯追求技术，搞不好要产生误导。
一“崇”一“疑”，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
但天皇的倾向性意见，竟然没有浇灭这场“嘴仗”，反而像泼了一桶油。
随后一大批所谓思想家、教育家也卷进来，德育之争很快便白热化。
激进分子福泽谕吉，一向把儒教当成“毒害”思想的毒物，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发起连续攻击；元田永孚又发表《国教论》，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，确立以儒教作为“百科基础”的修身教育；西村茂树发表《日本道德论》，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，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，“以儒教为根本，西洋哲学为参考”。
最后连坚持或否定以宗教为教育基础的两派也掺合进来了。
乱了，彻底乱了。
喋喋不休，旷日持久，主导思想定不下来，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搞不下去了。
最后，一群地方官员涌上来，向内阁要求：文部省尽快确立德育方针，统一教学方针和方法。
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，体现了东方国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当中，所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。放到大清，就是“西学为体”，还是“中学为体”的选择。
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？
日本上下一致努力，问题解决了。
可惜的是，解决的不是儒家、西学的问题，而是皇家的问题。
第一任学部大臣森有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。
这家伙其实是十分推崇西学的。在任驻清公使时，曾针对李鸿章所问的“中学有几分可用”，回答说“中学只有二三分可用，西学倒有七八分可用”。现在，他又违背了自己的本意，提出了另一套东西。